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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個城市,誰最愛“學習”?

每日經濟新聞 2019-06-13 21:18:24

有趣的是,不僅深圳、廣州、東莞等被學習最多的城市在廣東,最好學的城市也出現在廣東。

每經記者 黃名揚    每經編輯 劉艷美    

深圳 圖片來源:攝圖網

前幾天,城叔專門寫了武漢光谷赴成都和深圳取經一事。兩座城市互為對手又惺惺相惜,一時引發熱議。有網友點贊:“大城崛起時代,優秀城市應當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事實上,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學習,早已成為一種常態。近日,中國人大國發院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國城市之間的政策學習:網絡、結構與特征》就指出:“中國城市之間的政策學習越來越明顯,集中表現為考察學習的次數逐年遞增。”

這份報告通過2014-2018年的數據,構建出中國近300個地級以上城市的黨政領導干部考察學習網絡。報告作者,人大國發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馬亮告訴城叔,城市行政級別越高、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口規模越大,越有可能得到其他城市青睞和關注。

那么,誰是出口知識的“明星”,誰是吸收知識的“海綿”?他們又在學什么?

向誰學習?

在馬亮看來,與“閉門造車”相比,學習其他地區的先進經驗和優秀做法,有助于政府部門少走彎路,提高能力。

學習與被學習之間,城市逐漸呈現出四種主要類型:學習型城市、明星城市、海綿城市以及孤立城市。

四種城市學習類型

報告顯示,雙向學習的“學習型城市”占比近半數,典型城市包括肇慶、寧波、廣州、南京、東莞、杭州、廈門、蘇州等。

第二類“明星城市”占比近1/5,典型的包括:上海、天津、北京、重慶、成都。“這些城市很少或從來不學習其他城市,而主要被其他城市學習。”馬亮解釋。

其中,成都是報告列舉的唯一一個非直轄市。馬亮告訴城叔,五年間,成都只去青島學習過一次,但被學習共7次。前來學習的對象主要是周邊城市,如綿陽、西安、貴陽等。

第三類則是“海綿城市”,通常作為學習者和追隨者出現,很少成為其他城市的學習或效仿對象。典型的“海綿城市”,許多都是東北或華北城市,如吉林、石家莊、三門峽等。

此外,還有一些“孤立城市”——既不學習他人,也不被他人學習。典型城市包括大同、包頭、駐馬店等。“這些城市游離在城市學習網絡之外,同其他城市聯系不強。”馬亮說。

城市學習與被學習關系

城叔注意到,珠三角和長三角發達城市,是被廣泛學習的對象。

被學習次數最多的城市(至少10次)

其中,深圳一騎絕塵。研究顯示,五年內,深圳被其他城市考察學習最多,共接待55個黨政代表團,平均幾乎一月一次。排名第二的是杭州,五年共被學習40次,平均每年8次;緊隨其后的上海和蘇州則各有30次之多。

有趣的是,不僅深圳、廣州、東莞等被學習最多的城市在廣東,最好學的城市也出現在廣東。

學習次數最多的城市(至少10次)

根據馬亮的研究,到其他城市學習次數最多的城市是肇慶,五年多達27次,相當于每年5次以上。學習內容則主要圍繞產業發展、科技創新及新區建設等議題,“這同其期望加快發展和趕超有很大關系”。

從去年經濟數據看,肇慶雖然被劃入粵港澳大灣區,但GDP排名末尾。值得注意的是,肇慶一直將同屬大灣區的深圳作為最重要的學習對象,前后共學習5次,平均“一年一學”。

學習什么?

事實上,馬亮告訴城叔,很多到深圳學習的城市,往往不止學習一次;更為特別的是,這些城市除希望在科技創新、城市管理、產業發展等方面學習深圳經驗外,還會洽談具體合作。

讓人略感意外的是,經濟表現不算出色的湖州,也出現在被學習次數最多的城市之列——5年共被學習21次,排名第八。

2018年,湖州在浙江11個地級市中,GDP排名倒數第四。不過,馬亮指出:“湖州在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旅游發展方面表現搶眼,吸引了鶴崗、呂梁、馬鞍山、攀枝花等許多城市前來學習。”實際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就發源于此。

當然,也不乏中西部城市成為其他城市競相學習的榜樣,如長沙、貴陽、武漢等。“省會城市往往是省內其他地級市的學習對象,這可以反映省會城市在省內的首位度。”馬亮說。

他還提到,西部城市的政策亮點和特色,也是其他城市的重要學習內容。例如,正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福州、中國唯一科技城綿陽等,就主動到貴州學習大數據產業發展。

總體來看,城市的學習內容很大程度上可謂“不謀而合”。

城市之間具體學習領域

數據顯示,城市學習占比最高的,是經濟發展(71.5%),涉及產業、科技創新、經濟金融等多個方面。馬亮認為,“這說明城市學習的主要目的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其次,在國家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城鎮化學習比例排名第二,達到56.3%。此外,生態環境、旅游、文化等公共服務,占到近四成;黨建、政府管理相關領域學習及具體項目合作,占比也都在1/10以上。

報告認為,城市間更多呈現為單極化和單方向的政策學習,而非相互學習。也就是說,一些城市以“知識出口”為主,另一些則以“吸收知識”為主。

而在選擇學習對象時,大家也“英雄所見略同”。

馬亮研究發現,學習與被學習的城市之間,GDP總量和人均GDP存在一定相關關系。簡單而言,經濟體量相近的城市,彼此學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較大。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此次武漢選擇成都和深圳,而非北京和上海作為考察學習對象。全程參與的《湖北日報》記者李墨此前就告訴城叔,正是因為京滬“先天稟賦”無法復制,選擇同為草根創業的深圳、成都等城市,更有借鑒意義。

效果如何?

其實,除考察學習外,城市之間相互借鑒的方式還有很多。

馬亮舉例稱,方法之一,就是通過智庫、學者和新聞媒體,報道和研究某些城市的典型做法,為其他城市的學習提供知識來源。

其次,城市之間的干部交流和掛職鍛煉,也正日益成為有效的實質性政策學習方式,可加速政策知識轉移和落地。比如,作為對口合作城市,過去兩年,哈爾濱先后分兩批選派20名干部赴深圳掛職,其中不少還是區縣及市直部門“一把手”。

此外,學習上級政府部門總結發布的其他城市典型經驗和可復制可推廣的先進做法,以及通過互聯網等渠道主動獲取其他城市政策文本,并據此擬定因地制宜的政策,也是常見方式。

不過,在馬亮看來,赴其他地區考察學習,一般是黨政“一把手”親自帶隊,往往具有很強的政治意味,也顯示出城市重視程度;同時,考察學習團通常涉及各類組織,是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全面性學習。因此,通過考察學習團的批次研究,仍具有管中窺豹的現實意義。

而通過相關研究,馬亮也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細節。

比如,94%的考察學習,是一次性的。又比如,每年5-8月考察頻次最多,這與各級政府“輪休”周期、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周期相吻合;此外,12月也是考察學習高峰期。

城市之間考察學習月份分布

基于之前的研究經驗,馬亮認為,優秀城市先進經驗的快速轉移和復制,的確有利于降低城市管理成本,并推動城市之間政策協同。

例如,馬亮此前研究發現,城市考察學習后,很多會有意識地將所學知識應用于相關政策。

“很多都是帶著問題來的,因此會很快把學到的知識用于政策制定和調整。”

但馬亮也談到,城市之間的考察學習,要防范照抄照搬和“千城一面”,避免城市之間的惡性競爭和跟風模仿。更重要的是,“考察學習是走馬觀花和蜻蜓點水,還是能夠為政策創新和改革提供實質性貢獻,未來也值得進一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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